俞樾没钱出版《谈湖楼》,写信给古文滨要求赞助。

郭云楼第一代楼主古文滨(1811年~ 1889),本名蔚茹,号梓山,号晚上创安。道光二十一年(1841)进士,任刑部主任。最后,他从浙江宁绍道台的座位上请了病假,回到苏州休养生息。在他最愉快的生活的最后十年里,他与苏州的绅士们交了很多朋友。曾与李、吴昀、沈秉诚等举行真心话会,在园中诗酒书画,自得其乐。古文滨与俞樾的交往没有与上述几位先生的交往密切,但留下的文字可以追溯当年的往事和友谊。

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四,古文滨刚从北京回到家中,不久就收到了俞樾的求助信。原来他想印七卷本的《谈湖楼》,但囊中羞涩。坦率地说,这要花50元。请赞助顾师兄。

俞樾(1821—1907),浙江德清人,晚清著名学者、文学家、学者、古文字学家、书法家。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罢官后迁居苏州,潜心学术研究,以经学为主,辅以诸子百家、史学、训诂学,可谓博大精深。

然而,穷书生除了满腹学问,还总是对金钱感到厌倦。他们居住的屈原仍然是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建造的,但现在他们仍然缺乏出版书籍的资金和黄金。古文滨性格豁达大方,热衷于公益事业。他一生帮助了无数人,更不用说出版了一本书。在收到信的第二天,他拜访了俞樾,并答应资助出版一本《湖楼物语》。古文滨和俞樾相差十岁,他们都是学者。前者是仕途一帆风顺的朝廷官员,后者是被老师曾国藩称为写书人的秀才。一个坦诚求助,一个热心给予经济资助。从他们日后的交往来看,他们的关系相当不错。

同治十年春节后,古文滨赴宁波工作。在杭州拜访老板期间,他和朋友参观了杭州的四大建筑。他突然觉得这个楼和他想建的一样,是第一个赢得我心的。四面庭院很宽,周围太湖石和凿池环绕,还有回廊和亭台装饰,就是这个工程也要几万黄金,我力所不及。

虽然一时能力有限,但这个梦一直萦绕着我。随着他逐渐厌倦官场,渴望回家养老,他的儿子顾城响应父亲的号召,在苏州寻找土地和园林。光绪元年(1875)四月初四,当他得知自己的辞职申请被皇帝批准后,马上写了一首诗:对你的病心存感激,感动不已,眉宇间喜气洋洋。当我第一次得知项桓辞职的时候,就像一个放学的顽童。

回到苏州,古文滨和他的儿子顾城继续改善怡园项目,如购买湖石树,并请朋友如俞樾,吴允和沈秉城写了牌匾。怡园东边有三棵树,四周有石栅栏,还有几百棵李子树。古文滨把它命名为梅花厅,西边有一个山洞。洞内一室名为老月光,此匾为俞樾题写。“老月光”一词取自宋代诗人姜夔的《暗香老月光》:老月光,你多少次望着我,对着梅花吹笛子?唤起玉人,不顾寒而攀。屈原和沂源近在咫尺。俞樾说:乐天说‘明月同三道夜’,但怡园月色亦可分屈园。古人买了几千个邻居,还不错!显然,余和顾都乐于做邻居。在怡园小沧浪东面的石屏风上,也留下了俞樾的墨迹——“三叠屏风”四个字。

光绪三年五月十七日(1877),古文滨再次拜访俞樾,送来《艺苑集》纸和印符,请他撰写《艺苑集》。园子建好了,请人记下怡园的来龙去脉和园子的景观是很重要的。俞越是最合适的人选。去年十月,俞樾应康生要求为他题写了《留园》,园的历史被生动地记录在《士绅之友》中。

俞樾在《艺苑集》中开门见山地说:谷子山的方伯,在春荫下建了一个义村,在其东建了一个花园,以善性养其命。它叫‘怡园’。从一开始,他就看到他的后代写了它。过了芳斋的松濑亭墙,往南看了精致的吴彼府和花园里的凤凰,又转到东边梅树环绕的梅花厅...花木稀疏,亭台楼阁,荷塘石屏,曲径通幽,美不胜收。最后他写道,我们的花园东南多水,西北多山。对于泳池来说,有四个波折。山中奇峰多,湖嵌其中。方伯负责管理这个花园,当它完成后,他被派到吴。

余对怡园的评价,既有主观上肯定友人所建园林之美,又有客观上的描述,如其所言,终日登高,粗略描述。怡园和俞家的关系还在继续。1987年,梅花堂匾额由俞樾曾孙鲍旭增补,现挂于楚月轩,下方有俞樾《艺苑集》。

古文滨喜欢写诗和抒情诗,留下了八卷《梅吕楼诗集》。同治十一年(1872)七月初四,远在宁波的古文滨思念苏州友人,写下一首《丰怀玉尹福》诗:东王乡思故友,送钞署稿剧新鲜。碧云游莫米吉山,白露苍水碍泰。远方的诗管欣然接收,新凉灯欣然相见。西陵过去约了毛,问字亭为邻。在第五和第六天,和余写了两首诗。题写碑文,吟咏诗词,是文人雅士的交往方式。有了他们的优雅,就会有历历在目的往事如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