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孩向一个女孩借了一美元和一角硬币,每天他付给她1美分。谁知道这篇文章?发吧,谢谢。

10年前的今天,我离开了家乡,一个西北小县城,只身前往省会城市找工作。

此前,我是县城的公务员,每天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无所事事地坐在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那种停滞不前的生活让我很痛苦。28岁的我,已经能够预见自己82岁的生活。这里的生活每天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决定离开。

离开县城的前一个月,晚上睡不着。几乎每天晚上,我都会去县城新开的一条街上散步。黄昏时分,街上异常嘈杂,没有店铺。街道两旁的空地上,每隔几十米就有一堆卡拉ok歌手。那些曲调高亢的歌声荡漾在县城广阔的天空中,常常引起周围的犬吠,相互呼应。半夜的时候,这条街会空无一人,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徘徊。路灯拖着我的身影很久,又变得很短。路边偶尔会有青蛙和小鸟,会像玻璃一样划过寂静的夜空,让人感觉麻木。

犹豫了一个月,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小县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不能找到工作。

10年前的今天,我身上只有200元钱,踏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这是我所有的积蓄。

我在那个小县城工作了五年,五年的积蓄只有6000元。然而不久前,身为农民的父亲生病了,不仅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还借了几万元。几万块钱的外债,按照我当时的工资标准,足够我这辈子还了。

我带着淘金的梦想离开了家乡。那一刻,我真的感受到了“风萧萧,水凉”。我知道出去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出去后我知道我必须成功。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破长途汽车载着我和一个脚臭汗多的淳朴老乡,一步一步离开了家乡。我回头看了看越来越小的县城,回头看了看寂静的村庄,眼神朦胧。

这是不可预测的。

那天黄昏,教练把我甩在火车站。

火车站里每天都很吵,人就像一个音符。几乎每张嘴都在说话,不说话的都在吃饭。站前广场的空地上站满了人,乘车送人的人,行色匆匆,从这些人的夹缝中穿过。每一双眼睛都充满了怀疑和戒备。赤膊上阵、身上纹着龙虎白虎的男人,还有穿着吊带裤、胸部晃晃悠悠的女人,不时在人群中闪现。一个拿着破碗的瘸腿乞丐;一个惊魂未定、衣衫褴褛的少年;大腹便便,傲慢的模仿大款;带着破帽子和蛇皮袋的农民工...火车站是一个城市最复杂的地方,也是一个城市最混乱的地方。形形色色的人,比如人,都把自己的思想裹得紧紧的,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身体压缩到最小,每个人都把对方当成敌人。

那天晚上,我饿了,坐在火车站附近的台阶上,耳朵嗡嗡作响,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和人们的说话声把我的耳朵变成了一锅黏糊糊的粥。我清楚地记得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一个场景和一句台词:王其明和他的妻子来到美国。他们看着机场熙熙攘攘的人群,低声说:“我们掉进海里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掉进了海里,无助,连一根稻草都抓不住。而且,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对这个城市一点也不熟悉。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哪里可以得到一个工作机会。我对这个陌生的城市充满了恐惧。看着民工们靠着蛇皮袋打扑克,感觉他们比我开心多了。他们有同伴,可以共同抵御外面的风雨险阻,而我只能孤军奋战;没人知道我的委屈,眼泪只能流进肚子里。在那些日子里,我总是想哭。

那天晚上,我和很多农民工一样,睡在车站外的广场上。有一些老年妇女在广场上闲逛。他们以每份20美分的价格出售大量旧报纸。民工买了两份报纸,铺在地上,然后躺在上面。我也买了两个,和他们一样铺在身下。我把一个黑色的小袋子紧紧抱在胸前,里面装着我的毕业证、获奖证书和两本出版的书,这是我梦想在这个城市立足的资本。

我的城市生活是从火车站广场开始的。

那天晚上我几乎没合眼。午夜过后,城市的喧嚣渐渐安静下来,但我的心却是铺天盖地。我不知道我以后的生活会怎样,也不知道我能不能在这个城市生存下去。活不下去了怎么办?我想起了我的童年和青春期,我贫穷,我挣扎,我想起了我之前所遭受的各种不公平待遇和艰辛,我告诉自己,就算我死了,我也绝对不会回到那个小县城。

天亮了,突然下起了大雨,广场上一片喊叫声。人们起床了,手里拖着破报纸,冲到商店的屋檐下躲雨。这吵闹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天亮。

天亮后,我开始找工作。我不知道我该去哪里。我看见一辆公共汽车开过来。很多人跑过来,我也跑过去上了车。我不知道这趟车要去哪里,也不知道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

我没有吃东西,但是我不觉得饿。来省城的那几天,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当时一个烧饼两毛,两个烧饼四毛。我用四毛钱度过了在这个陌生城市工作的最初阶段,让自己的生活得以延续。

公交车一路晃来晃去,穿过一栋栋玻璃窗的高楼,高得我都没见过;穿过一条笔直宽阔的马路,路边是衣冠楚楚的城里人;穿过城市。公共汽车停下来,到达终点站。最后一个下车,发现已经是郊区了。很多天以后,我才知道是南郊,这个城市里住着很多菜农。

在这个城市生活,首先要有一个稳定的住所。我走进那些窄巷,家家问有没有房子出租。我弯弯曲曲的普通话让这些楼主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挥动手臂,把我像苍蝇一样赶走了。最后找到了一个很友好的房东,但是他要求我必须先交一个月的房租,一百多块钱。我身上只有200元。如果我付了房租,我连吃饭和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我不得不放弃。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像一只流浪狗。我羡慕每一个路过的人。他们的脚步通向家庭或工作的方向。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亲戚或一份工作在等着他们。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什么都没有。

临近中午,我看到一家酒店,很小的酒店,门口有文革留下的红漆字迹。一方面是“无辜的革命”,一方面是“正当的反叛”。门口有一棵不知名的树,阳光照射在树梢上,散落一地的斑点。一个20多岁的男人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藤椅上,眯着眼看着巷子里路过的人。他是这家酒店的老板。

我就住在这个酒店,睡在上铺,5块钱一晚。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生生的床铺。从房间的一边到另一边,是一张长长的大床。和我睡一张床的有七八个人:几个很老的人,一个盲人,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后来才知道,这些老人是收破烂的,瞎子是算命的,甚至有个年轻人是新手小偷。他们总是半夜出去,天亮回来。

酒店登记处门口的墙上有一张地图。经常看地图的是我和一个小偷。小偷说他是出租车司机,想知道这个城市的道路。我正在寻找一个工作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一只无头苍蝇,在这座城市坚硬的城墙上四处摸索。我找过小学,废品公司,饭店……这些单位无一例外都拒绝了我。

有一天,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张酒店客人留下的“招聘启事”。那是一家文化传播公司找文员,公司在东郊。我毫不犹豫地走出了酒店。

当时省城的公交车一元钱上车。为了省这一块钱,我跟在公交车后面跑,就是为了这五块饼干的钱。我气喘吁吁地跑着,很多路人好奇地看着我,交警跟在我后面跑。跑了几十米,什么也没看见就停了下来。

跑了一个小时后,我又热又渴。路边有个水龙头,几个女人在洗衣服。我跑过去,忘记了自己的尴尬,给他喝了一杯。然后,继续跑。

跑到东郊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一个人接待了我。听完我的介绍,他遗憾地说:“你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你很优秀,但不幸的是我们这里不需要他们。建议你去报社看看。”但是,我当时刚从一个小县城出来,觉得报社门槛很高,不敢踏入。

大约在我来到省城的第七天,我去了城墙附近的展览馆,那里正在举行一场大学毕业生的招聘会。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展厅里还有很多人。我错误地来到这里。

那些考生都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他们光洁明亮,衣着整洁,脸上带着孩子气的笑容和新长出的小胡子,年轻得令人羡慕。大学毕业后几年的社会经历,让我心智沧桑,额头有了浅浅的皱纹。我看到柜台上方挂的招聘广告都是招理科生的。本人大学中文系毕业生,老毕业生。我极度缺乏自信,笨拙,不修边幅,胆小,战战兢兢。谁会想要呢?

我坐在通往展厅顶楼的台阶上,直到黄昏。当展厅里所有的人都空了,我犹豫着走下台阶。我仍然不知道去哪里。因为一天没吃东西,嗓子又干又哑,火辣辣的疼。我在一个展览座位旁边看到半瓶没喝完的矿泉水。我接过来,全倒进肚子里。后来在城里打工,遇到了那些拾荒者。他们找到没喝完的矿泉水瓶,把水倒空,只把空瓶子放进口袋。别人喝剩下的矿泉水他们也不喝,太不干净了。而且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些,也没有想到这个矿泉水的主人会有传染病。

黄昏时分,我走出展厅,来到马路对面的广场。有情侣在窃窃私语,有孩子在欢笑着放风筝,有老人在悠闲地散步。这是城市生活的标准场景,却不属于我。广场的两边是餐馆。我看见穿着白大褂的胖厨师在餐厅门口敲打着炸瓢,火苗映出他们汗湿的脸庞;餐桌上坐满了食客,他们欢声笑语,幸福荡漾在脸上。然而,这一切都不属于我。就像一块石头,我被扔在这个城市,没有人关心我。

站累了,想坐下来,在花园边拿起一张报纸,铺在屁股下面。我饿了,肚子扭成麻花,一阵阵的疼。但是,在这个闹市,没有我只买得起的饼干。这里每道菜都要几十元,我吃不起。

为了消除饥饿感,分散注意力,我拿起屁股下的报纸看了起来。突然在报纸下面看到一个招聘广告,在招10记者。我想起了那个文化传播公司帅哥的话。也许我真的很适合做记者。

我拿着这张报纸,上了回酒店的大巴。我决定明天早上在这家报纸申请一份工作。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洗完脸,刷完牙,在酒店门口扭曲的镜子前,把水洒在头发上,用手指做了一个三点式的发型。查了一下贴了很多年的地图,就出发了。

那时,街上行人很少。清洁工的扫帚和汽车的轮子把街道弄得满是灰尘,我精心设计的发型很快就被弄脏了,这让我心疼了很久,担心自己会因为长相不好而被报社拒绝。连续一周,食物匮乏和烈日暴晒让我变成了非洲难民。

走进城门,迷路了,问了几个打太极传的大妈,才找到这张报纸。报社刚开始工作,一个很年轻的男人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他说我是第一个申请的人,然后问我要简历。

我不知道我必须填写我的简历。我之前应聘的单位都是小公司,饭店,车间,他们从来没有要过我的简历。看到我的疑惑,小伙子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在另一张桌子上填。

填完表,那人说:“后天考试。”

走出这家报社,我忐忑不安。我必须参加考试才能从事it工作。但是我之前没有做过一天的新闻工作,也不知道要考试。我应该带什么?我不知所措。

但是,既然允许我参加考试,就说明我基本上已经被认可了。想到这里,我稍微松了口气。放松之后,肚子突然饿了。想起昨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我大方地走进一家路边餐馆,点了一大碗面,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一顿饭。

晚饭后,我去书店,找了几本关于新闻的书,仔细阅读,从笔记本上摘录下来。哦,原来新闻是最近的事;倒金字塔结构其实是先写故事,这叫引子;新闻的五个要素是五个W...我以前从未听说过。

我正在复印的时候,一个女售货员走过来,狠狠地骂了我一顿。我脸红了,像做贼一样把书放在书架上,逃之夭夭。又找了一家书店,依法煮了。

那天,我在笔记本上抄了几十页的新闻知识。晚上,我站在酒店外面,在路灯下背诵。我好像又是学生了。

报名后的第三天,也就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的第10天,报社举行了笔试。

笔试在报社附近的一所小学举行。那天有几百人来参加考试,楼上楼下很多教室都被占了。我看到在考试前夕,有人在乒乓球旁边的空地上背书。那种气氛让我心里紧张。不知道能不能考上这个报社。如果没有,接下来该怎么办?

考题发下来的时候,我暗暗高兴。填空题和选择题我前两天其实都背过了,后面的写作题就更不用说了。我已经出版了两本书,我相信我可以写任何主题的文章。我洋洋洒洒的写了好几页,监考老师会时不时的过来看我写的是什么,我感到一股自豪感涌上心头。

考完试,走在小学里,听到几个一起来考试的人说今天下午在另一家报社考试。原来那家报社也在招人。拿到地址后,我和他们一起去了北街的另一家报社。因为没有提前报名,报社给我做了临时准考证。那一刻觉得报纸很有人情味,兼收并蓄,立刻就喜欢上了这种氛围。

我还是觉得考试题目很简单,马上就要交了。

我又等了三天。这是我来到省城的第13天。这一天是两家报纸发布榜单的日子。我身上只剩下几美元了。我制定了一个好计划。如果两家报社都没有录用我,我就跟着酒店里的老人去捡垃圾。

我跑得满头大汗,来到第一家报社。我看到报纸前面有很多人,大家都沉默着,默默的在名单上寻找自己的名字。那张单子是红色的,极其刺眼。我站在人群外面,一眼就看到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位。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本报记者。我害怕看我的眼睛。我会仔细看看。这真的是我的名字。我高兴得差点晕倒。我背过身去,泪流满面。

太好了,现在你不用去捡垃圾了。

我又在街上跑,引来了很多人疑惑的目光。一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大声问我在干什么。我冲他笑了笑,继续跑。胖警察追不上我,只好放弃喘气。我轻快地跑着,我看到天空是如此的蓝,楼层很高,每个人都很善良。我跑到荒无人烟的城墙根,跪在草地上哭了。

过了很久,我起床了。中午去了北街的另一家报社,看到我的名字还在名单上。我仍然是第一个。

以前是肮脏和自吹自擂,今天是放荡和浪迹天涯。春风以马蹄病为荣,整天都能看到长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