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的“归零地”

一个

春天刚刚萌芽的时候,我带着父亲去了我所在城市的一家老年公寓。为了我花店的正常生意,也为了用文字表达我所谓的文人情怀。只能再次被控不孝。儿子要不孝,没有父亲的责任。

接父亲的那一天,风特别大,像冬天的风一样寒冷刺骨,就像我三年前搬到这个城市时遇到的一样。夹杂着这个城市为数不多的沙尘颗粒,向我冲来,意味着驱逐和鞭笞,让我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实际意义上,作为一个农村叛逃者,我就是这样被拒绝加入城市的。那么,这座城市是否也排斥它的父亲呢?它有什么我看不到的秘密?

我选择南洋老年公寓作为我父亲的安身之所,因为这个老年公寓有一个巨大的院子,院子里有足够的土地,上面种着树和花。就是老家有树,柳树、槐树、杨树,都在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里还有白菜花、车前子、斧苗;麻雀和燕子也在这个院子里。换句话说,这个院子有家乡的风景,这样父亲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就算我把父亲搬到这个城市,我也不能带着他一万块的毕生积蓄,几件衣服,一个茶壶,几个茶碗,一起搬到他的老家去。在黄河岸边存在了几百年后,他的家乡终于淹没在城市化的汪洋大海中。我带着他从新的建筑走向地面,但我不能带他回到村庄,回到那些与泥土纠缠的岁月。

我还在手忙脚乱地挂父亲的衣服,整理床铺,打扫浴室,这时哑巴叔叔跳了进来。想必我几次去老年公寓的时候,他就看中了我,不然也不会在我和父亲站稳脚跟之前,以极快的速度扑向我。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是话太多了。他张着大嘴,手舞足蹈,去拉窗户,意思是窗户可以随意拉,没有防盗窗,没有铁丝网。拉开柜子示意可以挂衣服了,伸出一个大拇指,然后伸出一个食指和一个无名指,表示这个柜子可以让父亲一个人享用,不像他两个人用一个衣柜。人老了,眼睛瞎了,拿错裤子背心还是小事,有时候还会拿错裤头。哑叔对我竖起大拇指,意思是我很孝顺,让爸爸住单间。哑巴大叔可以很快的换手指,就像我在网上看到的手指秀。他手指的灵活性比他的骨骼和关节好得多。让我觉得哑叔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高高的脑袋,也不是他脸上巨大的疖子,而是他的手指。他的手指指向一个只有哑叔才能理解的世界。

我很烦躁,很着急,花店里还有一大堆事等着我,但是哑巴大叔在我面前吱吱叫真的很烦我。我点点头,张开嘴,露出牙齿告诉哑叔我知道了,不用他再跟我说了。当我把他推出门外的时候,哑叔把手指并拢,嚼了几下,告诉我十一点开饭。

哑巴叔叔走后,我跟父亲说了三遍,让他离哑巴远点,管好我的东西。其实说了这些话没多久,我就发现我错了。父亲茫然地看着这个远离家乡,城市里配套设施齐全的房间,说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上厕所,有地方玩就好了。

经过漫长的人生历程,父亲的目的变得简单而单纯,就是吃饭睡觉,或者活着就很好。

我带父亲去了活动室,里面有一盘棋,有士,有卒,有兵,有炮,有楚汉...似乎我已经在那里等了很久了,就等着我父亲的到来。

父亲看到象棋,仿佛回到了在商场打架的日子。他没有问对手姓什么,而是和桌子另一边的黎叔打了起来。看到这种情况我很高兴,这说明父亲还是有很好的思维和觉悟的。但我知道,无论是父亲,还是坐在楚江对岸的李叔叔,都不是命运的对手。

我父亲对这个城市的接受让我很惊讶。

随着年龄的增长,感觉在赛季的进程中使用了加速度的物理概念。仅凭三月看到的光秃秃的树枝,我分辨不出院子里的树种。

但今天早上我清楚地看到了它们,并立即认出那些树是杏花。它们有三五株的样子,排列整齐,高度统一,站在一个老年公寓的一堵墙的西边,细小的粉色花朵挤满了整个枝头,甚至离地不远的地方都被一朵杏花占据了。他们的突然到来让我喜出望外,大为惊讶,也让院子里亮堂起来。

我猜,公寓的管理人员把杏花种在离老人住的楼最近的位置,在公寓里最显眼的位置,在前来探望的老人或亲戚伸手可及的地方,有激励这个公寓老人或住在这里的老人的意图。杏子一起繁盛,代表繁荣。不是有句话叫越活越红火吗!

在惊艳他们开场的同时,我的心隐隐作痛。花,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与它们北方衰老的生命形成了残酷的对比。老年人在失败,不仅失去了性别意识,也失去了对食物的品味。男人的性器官,女人的* * *,子宫,卵巢不再被提及,不再被重视。

不管有没有孩子,他们都在公寓里过着流水线式的生活。比如我们读书的八十年代,去餐厅吃饭都是自带碗筷,吃完饭回房间。或者拿个马扎坐在你房间门口,三五个老人坐在一起打发时间。有一种说法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说着停顿了很久,看看大门口,看看有没有人来拜访他们。即使我明白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还是觉得时间在这里过得很慢。

有一次我刚进公寓门,一个阿姨挽着我的胳膊说我长得像她女儿,非要拉我去她房间。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及时阻止我,我想我会被她拉入她的子宫。作为一个作家,我能理解她对生活的无奈和孤独。有时候我们作家会白说自己的孤独,夸大自己的孤独。但与这些老人相比,我们的孤独是一粒小米。

一大早,他们在长长的走廊里坐成一排。像一些成熟的庄稼,等待着收获的时候。安静,沉默,仿佛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没有他们渴望去做的事情,也没有他们想见的人。他们的状态让我害怕。很难说我此刻在害怕什么。也许不是怕他们,而是怕人类自己。

难道,生活在这里,他们真的看透了这个世界,不再在乎留恋,不再厌恶?如果到了这个地步,人都可以放下世间的一切,那瞎跑,争名夺利还有什么意义!

每次穿越这漫长的只是探访,我的眼里都是泪水,我的心被折磨。老人身上的味道让我过敏发作。他们的阴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开始怀疑人生过程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我们人类无法克服的痛苦。

每次去看父亲,从公寓楼门口出来,到了荷花池东边,都会遇到一个阿姨。她的头发全白了,身材枯萎了,身体大概有莲池的围墙那么高。她每次背对着我的时候,都会把胳膊向左晃几下,然后向右,偶尔抬起腿,弯下腿,然后放下。她的动作极其轻微机械,不能打扰任何人任何事,就像一个被无形之手操纵的皮影戏。操纵她的手可以随时拿走她肢体的任何部分,也可以在某个时间点把她冷冻起来带走。而我又不能掌掴,只好捂着胸口莫名其妙的逃跑。旁边的大月季开得正盛,像极了年轻时的大妈。

从东营市人民医院回来的路上,路过新建的平房。我跟父亲说回家看看。父亲抹了把眼泪,说没什么好看的。不仅我父亲,我也无意回家看一看。每次去东营,路过那些又高又新的建筑,我都会看也不看就飞过去。那些楼里有城市里的一切,自来水,天然气,互联网,崭新的地板,雪白的墙壁,真正的壁橱,抽油烟机,热水器,不比城市里的差。我只是没有家的感觉。我觉得家乡是固定的,一个人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一个人气质最原始的锻造之处。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选择家乡,这是家乡不可复制的本质。

当我提出要带父亲去还没有拆迁的老村时,父亲很用力地说:“好!”那些土坯老房子在大坝东边的黄河怀抱里排成四排,出奇的安静。那些电线依然在高空纵横交错,维系着这个叫圆张的村庄。

在自己家门口,有一把生锈的大锁,生硬地拒绝父亲进入。父亲一起推开四扇木门,泪流满面,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城市可以一个接一个的建设,但是谁的家乡可以随意塑造,谁的家乡可以重新开始?

当我和父亲在中午12到达老年公寓时,我们觉得离开这里已经很久了。大量娇艳的月季花已经过了全盛时期,枝头只剩下一些旧花瓣,新一轮的花还在含苞待放。但与建筑同长的荷花池,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片片绿色的荷叶密密麻麻地覆盖着东西两侧的大部分池面,显示出勃勃生机和热闹。在水池的西边,我甚至发现了一朵莲花,捧着粉色的华盖沐浴,羞涩动人,用最灿烂的脸庞迎接父亲从医院回来。水池中央的两条雕塑鱼姿态优美,跳跃自如,高高地站在空中,嘴里吐出雪亮的水线。那些水线在空中飘了一会儿,掉到池子里砸了一些水滴。

这个荷塘所创造的生命迹象,无疑是在诉说着生命的美好与旺盛,给了这里的老人活下去的勇气。

或许,我跑遍了滨城五六家老年公寓,最终选择了这里,是因为这个荷花池,还是这个池塘里的荷花。其实我二月份第一次看到这个荷塘的时候,它是压抑的,没有生气的。一些荷花枯萎了,在冰上扑腾,池边覆盖着深色的石头和砖块。但我明白,人生所有的繁华都来源于最初的沉寂和内向,或者说没落。我相信并知道,生命和花朵都藏在枯萎的荷花里。

到了夏天的至日,荷叶田和荷花娉婷,照亮了城市东南角的僻静角落,也点亮了老人即将出门的灯芯。

强大的生命和衰老的他们交织在一起,在这里相遇,对视,读出生命的密码。

真的,我无法准确描述看到他的感觉。爱,担心,恐惧什么的。或者说我也猜不透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成就了他现在的样子。他的上半身和下半身成了90度角,脸色变白,戴着一顶纯绿色的军帽,上面闪耀着一颗五角星。

食堂的老人们都在坐着吃饭,他却蹲在地上吃饭。其实吃并不准确。他用手直接把面条放进嘴里。如果他坐下来,他会摔倒,把脚放在空中。从他的背上,我看到了他试图坐下时留下的伤疤。

他一看到我,立刻停止了拉面,从眼镜后面露出了兴奋的神色。他的声音又急又脆,生怕我跑了:“女儿,你能帮我打个电话吗?”立刻引用了一系列的数字。那串数字,四个数字一组,出了毛病,一共四组,比电话号码11多了五个。我正纳闷,一个老头走过来说:“别打了。他有精神病。他曾经是军队的教官。他退伍后被分配到一个单位,由于离婚等原因导致精神失常...我一时语塞。

从他苍老的脸上,我还能找到他当教官时那威严、帅气或高大的身影。从和他的简单交谈中,我甚至能听到他喊立正稍息时的洪亮声音和力量。

但这个帅气的教官,要求别人挺直腰杆,勇往直前,最终还是没能抵挡住生活中的厄运。他的背比他教过的任何一个士兵都要早地弯曲和折断,只留下藏在他帽子上闪亮的红星里的对过去的新鲜记忆。

第一次来看望老人的,可能和我的情况一样。当他蹲着走路或者用手扒饭的时候,突然发现了目标,立刻喊出了16这个数字。那些来看望老人的孩子,可能真的拨打了那个号码,结果可想而知。那根本不是电话号码,他也不想打给指定的人或者固定的区域。那么在他疯狂的精神领域里储存这样一串数字有什么用呢?在他的记忆中,那串数字去了哪里,或者去了谁那里?还是这一串数字隐藏着别人不知道的秘密?

当他告诉我这一串数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他的紊乱,甚至感觉到他的思路比我清晰了一点。起初,老人们分不清我是谁的女儿,把他当成了我的父亲。路过我身边的老人都会对我说,把他的裤子提起来,给他一根香蕉吃。于是,我充当了女儿的角色,把他的裤子从* *下撩起到腰间,递给他一根香蕉。他会对我微笑,说谢谢你,我的女儿,然后简单地补充说:“请帮我打个电话!”

有几次,我连续按了几次手机上的那串数字,都没打出来,可是根本打不出来。那一串数字,可能是他对生活的一种期待和希望,也可能是精神领域唯一清晰的脉络。作为一个神经质的人,何必为自己的人生去打扰那一串密码呢?让那串数字或密码带领他度过余生,并不是最好的结局。

在七月的第一天,我去看望我的父亲。一进老年公寓的大门,就听到一声嘹亮的歌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的歌声多么嘹亮……”他蹲在老年公寓一间平房的西墙上,手里拿着一台收音机,反复播放着这首歌。那一天,他的帽子干净整洁,穿着得体,尤其是他的帽子。这次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到来,他还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全神贯注于这段音乐。这让我觉得他恢复了理智,或者他可以突然站起来,把那串密码念给我听。

在这里度过余生的父亲,哑巴叔叔,李叔叔,王阿姨...他们中间谁没有一串与时间和艰辛的生活抗争的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