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1949之前的新闻历史
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现代新闻学的诞生同时开始的。最早的文章应该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对京华报的分析》。早期关于中国新闻的文章包括:王涛的《中国每日新闻》和《申报》(1873)上的《中国北京报与外国报纸的不同》。这些文章中只有一些相关的词语涉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也不系统。中国现代新闻学在1895的提摩西·理查德,1901的梁启超,1917的姚公和的《上海闲话》一书中有系统的论述。这些文章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纸与现代报纸的本质区别,启发人们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还很年轻的现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从而产生了对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然而,作为一个初级阶段,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非常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它叫《上海报刊简史》,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整篇文章很难找出确切的发表日期和报刊数量,而且使用了大量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语言。提摩西·理查德和梁启超的文章比较简洁,主要提供一些线索。总的来说,1927以前的中国新闻史研究还处于零碎、不系统的状态。
1920后,我国高等教育设置了新闻学专业,原名“新闻系”。随着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新闻史研究自然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文章,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客观上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其走出了新闻史研究的早期阶段,走上了积累信息、总结规律的新台阶。葛的《中国报纸史》可以说是这一阶段历史积累的成果。《葛年谱》中有记载:“(1925)上海民族大学设新闻系,葛讲授中国新闻史...基于多年教学过程中积累的资料,葛开始撰写《中国新闻史》,将中国新闻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葛龚振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努力。为了证明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求教。为了找到第一手的报纸资料,除了在《泰晤士报》上刊登“访旧报”的广告外,我还煞费苦心地在上海徐家汇图书馆花了不少时间。10多年来,他一直在广泛收集史料,导致他的书房和卧室里有四个高高的书架,里面都堆满了相关的新闻书籍和各种珍本报纸、剪报。他如痴如醉的学术精神让同事朋友们大为惊叹。”〔1〕
1926年底完成的《中国报史》,6月出版1927+01。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2]《中国新闻史》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了中国新闻学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始,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呈现出综合化的趋势,通史、区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的专著相继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其中大部分是1927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探索,取得了许多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二、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徘徊期
从1927年到1949年前,中国的新闻史研究有所进展,但没有实质性突破。这50多部作品中,“自导自演、抄袭、缺乏原创”的十部到七部。很多作者根本不做研究,只是闭门造车,连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历史精神都没有。比如蔡九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作者描述了他所听到和目睹的个人经历。虽然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调查和整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没有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解放后,这些专著不再具有重印的价值。方汉奇先生曾评价说:“大部分新闻史著作水平不高,分量有点单薄。”其中,以葛的《中国新闻史》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这是旧中国新闻著作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书...也是旧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部建国后再版的书。”[4]可见,葛《中国新闻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解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巅峰之作,代表了解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结果,“日本人写的《中国新闻史》,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中国报刊和舆论史》,燕京大学美国新闻学教授白瑞华写的《中国报》,以及其他一些书,都是根据《中国新闻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但葛的《中国报史》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不准确,后有200余处考订错误;解释制度而不深入”,叙述难免有失偏颇。比如上海报业介绍比较详细,其他地区则比较简略”;而且,“葛著作体系不全,任何学术专史著作都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尔巴乔夫把中国新闻事业强划分为官报独占期、外国报纸创办期、人民报纸兴盛期、中华民国成立和新闻界现状,是武断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6]不难看出,《中国报纸史》仍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有待发展和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仍在继续,但成就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是1919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的历史。解放前这部分历史没有人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但受“左”的影响,近代以来对古今报刊及同时期其他新闻类型的历史研究不足。还远远谈不上对中国新闻史的全面研究。这一时期,台湾省出版了30多部新闻史专著,但也缺乏深度和力度。台湾地区在新闻学教学中仍长期使用葛的《中国新闻史》。台湾省新闻史专家朱传玉在1966无奈地说:“葛的作品虽然有很多不足,也不合时宜,但在他之后,中国从来没有第二部系统的新闻史书。”当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省通史的代表。翻阅这本书,不难发现,它基本沿袭了古今的旧论,没有作出应有的修正,缺乏现当代的材料;在体例上,以主题阐述,“与专史无异”,违背了按时间顺序全面阐述通史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省处于“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不多”的先天不足,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明显敌视,台湾省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是有限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比解放前更加规范和扎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客观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第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和繁荣时期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天,方汉奇开始书写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出版《中国近代报刊史》。在这本50万字的书中,作者首先以《中国早期报纸》为题,对唐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的简要描述,然后对中国新闻事业从1815到1919到100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描述。此书一出版,“一度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引起一定影响,并引起国外新闻学界的关注”,[7]被公认为成书以来“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涵盖的内容跨度来看,与葛的《中国新闻史》基本一致。但对比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两者有质的区别。首先,在史料的占有上,葛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半个世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材料的丰富性,这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实是不多见的。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的《葛中国报》的历史评论”...这本书搜了很勤,陷阱丰富,在近作中真的不多见……”。[9]但作为一部开山之作,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因此,从事实错误中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方的著作吸收了近50年来新闻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仅纠正了葛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也纠正了近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种种错误。此外,书中还加入了大量新的史料。单从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描述1902到1911这十年间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清政府原来在很多方面限制新闻摄影活动。”在这句话的注解中,方先生解释说,直隶总督段方在1909送别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拍照而被弹劾“失礼”,被革职,说明当时摄影总要怪布衣。其次,自葛以来,中国现代新闻一直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50多部作品中,“自导自演、抄袭、缺乏原创”的十部到七部。很多作者根本不做研究,只是闭门造车,连最基本的实事求是的历史精神都没有。比如蔡九鸥的《武汉新闻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研究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专著。作者描述了他所听到和目睹的个人经历。虽然有一定的可信度,但都是感性的东西。没有对武汉新闻事业发展的实证调查和整体把握。语言模糊,结构松散,没有史书应有的严谨态度。解放后,这些专著不再具有重印的价值。方汉奇先生曾评价说:“大部分新闻史著作水平不高,分量有点单薄。”其中,以葛的《中国新闻史》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这是旧中国新闻著作中唯一有外文译本的书...也是旧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部建国后再版的书。”[4]可见,葛《中国新闻史》不仅是中国系统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也是解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巅峰之作,代表了解放前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结果,“日本人写的《中国新闻史》,林语堂用英文写的《中国报刊与舆论史》,燕京大学美国新闻学教授白瑞华写的《中国报》,以及其他一些书,都是根据《中国新闻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5]”。
但葛的《中国报史》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史料丰富,不准确,后有200余处考订错误;解释制度而不深入”,叙述难免有失偏颇。比如上海报业介绍比较详细,其他地区则比较简略”;而且,“葛著作体系不全,任何学术专史著作都应以时为经,以其发展为纬。戈尔巴乔夫把中国新闻事业强划分为官报独占期、外国报纸创办期、人民报纸兴盛期、中华民国成立和新闻界现状,是武断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6]不难看出,《中国报纸史》仍是一部不成熟的作品,有待发展和完善。
解放后,直到1978,海峡两岸的新闻史研究仍在继续,但成就不大。大陆研究的重点是1919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报纸和进步报纸的历史。解放前这部分历史没有人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一大空白。但受“左”的影响,近代以来对古今报刊及同时期其他新闻类型的历史研究不足。还远远谈不上对中国新闻史的全面研究。这一时期,台湾省出版了30多部新闻史专著,但也缺乏深度和力度。台湾地区在新闻学教学中仍长期使用葛的《中国新闻史》。台湾省新闻史专家朱传玉在1966无奈地说:“葛的作品虽然有很多不足,也不合时宜,但在他之后,中国从来没有第二部系统的新闻史书。”当年出版的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应该是台湾省通史的代表。翻阅这本书,不难发现,它基本沿袭了古今的旧论,没有作出应有的修正,缺乏现当代的材料;在体例上,以主题阐述,“与专史无异”,违背了按时间顺序全面阐述通史的基本做法。由于台湾省处于“中国大陆出版的报纸不多”的先天不足,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明显敌视,台湾省新闻史研究的整体水平实际上是有限的。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比解放前更加规范和扎实,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缺乏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全面客观考察。中国新闻史研究处于徘徊状态。
第三,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成熟和繁荣时期
经过30多年的积累,1978年夏天,方汉奇开始书写中国近代报刊史。1981年出版《中国近代报刊史》。在这本50万字的书中,作者首先以《中国早期报纸》为题,对唐代以来的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了必要的简要描述,然后对中国新闻事业从1815到1919到100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描述。此书一出版,“一度在海峡两岸新闻学界引起一定影响,并引起国外新闻学界的关注”,[7]被公认为成书以来“50年来第一部有影响的新闻史专著”。〔8〕
从《中国近代报刊史》所涵盖的内容跨度来看,与葛的《中国新闻史》基本一致。但对比两部作品,不难发现两者有质的区别。首先,在史料的占有上,葛的作品之所以能流传半个世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材料的丰富性,这在当时的新闻史专著中确实是不多见的。1928年5月,《天津大公报·文学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为“的《葛中国报》的历史评论”...这本书搜了很勤,陷阱丰富,在近作中真的不多见……”。[9]但作为一部开山之作,还需要进一步考证。因此,从事实错误中得出的结论不能成立。方的著作吸收了近50年来新闻史研究的大量成果,对近代报刊进行了全面的考证,纠正了以往新闻史研究中的大量错误。可以说,该书是在全面纠正以往错误的基础上写成的,不仅纠正了葛书中的200多处错误,也纠正了近50年来新闻史研究中的种种错误。此外,书中还加入了大量新的史料。单从笔记就可以看出,作者在描述1902到1911这十年间中国新闻摄影的发展时,是这样说的,“清政府原来在很多方面限制新闻摄影活动。”在这句话的注解中,方先生解释说,直隶总督段方在1909送别慈禧、光绪灵车时,因沿途拍照而被弹劾“失礼”,被革职,说明当时摄影总要怪布衣。第二,自葛以来,人们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描述一直是粗略的,缺乏材料和整体把握。朱芳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突破。方汉奇对中国现代新闻业的描述细腻而全面。既有对重大事件和人物来龙去脉的详细描述,也有对新闻事业发展的描述,既让人看到了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趋势,又让人对每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和重要细节有了深刻的把握。该书在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上,根据各个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总体内容和特点,进行了规范、科学的分析,使人们对这一阶段的新闻事业发展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在体例上确立了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按照时间,按照新闻事业本身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主题,分别列出各个时期,在严格的历史阶段进行陈述。这在葛的著作和其他以往的新闻史专著中是不成立的。第三,要充分尊重事实,不轻易表扬或批评人或事。真正做到了理论必须建立在“理论来源于历史”的基础上,没有一句空话。方作品对新闻历史的分析和论证,一般都是以事实为依据,公正、客观、有说服力,能使人了解历史的真实面貌。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段经得起考验的历史。可见,无论是从材料占有充分、体例完备的学术规范,还是从指导思想的清晰性、科学性,以及所持论据的公正性、客观性等新闻史研究的科学化程度来看,《朱芳》都是新闻史研究的成熟之作。他不仅为社会提供了一部完整系统的近代报刊史,而且确立了新闻史治史的科学精神;充分掌握真实材料,以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探索新闻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走上了中国近代报刊史开创的科学道路,并开始结出累累硕果。《中国当代新闻史》为代表,《中国新闻通史》为代表,《中国现代广播简史》、《新华日报》为代表,《邓拓传》为代表,《中国新闻编年史》为代表,等等。中国新闻史研究真正达到了一个全面深入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改革开放20年来的新闻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1978之前出版的新闻史专著的总和,在质量上也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闻史研究,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严谨的历史管理,重视考证;系统而仔细地讨论;体现历史的客观性和忠实性。总体上表现出一种成熟科学的历史管理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