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内贷款培训

“为了找工作,我借了两万块钱去读书。结果我什么也没学到。除了本金,我还要付一万多的利息。”

“当时答应高薪就业,说帮我找工作。后来,一时半会儿谁也找不到。”

“催款电话打到我家的时候,我特别怕我妈知道后癫痫发作。我奶奶和爷爷都80多岁了,我不敢这么说。”

这些青壮年被一家名为达内教育的培训机构所困,“钱”贯穿了他们在达内“培训贷款”的全过程。因为缺钱,三三五四想找份工作,靠学技术挣钱。他被“引导”借钱交学费,然后因为缺钱还了钱。

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内”)成立于2002年,专注于IT技术培训。2014年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职业教育培训单位。宣传中强调了“先就业后付费”、“高薪就业”等概念。课程培训费用一般在22000元左右,培训对象多为刚刚长大,初中文化程度的年轻人。针对交不起高额学费的学生,达内与一些网贷机构合作,向学生推荐“培训贷”。但一些年轻人发现课程内容并没有达到预期,“保就业”只是一张空头支票。更糟糕的是,他们背负着难以承受的债务。

收取这些费用合法吗?达内能否同时扮演产品提供者、贷款中介和贷款担保人三重角色?教育机构走“培训贷”是馅饼还是陷阱?

“第一罪”:诱导贷款?00,学生因“培训贷”负债

当时中专还没毕业的王梓霏,在长沙比亚迪汽车公司注塑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有兼职,15元一小时。我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王梓霏说,“而且我的家庭条件不太好。我妈在浏阳老家收废品,我爸在浙江一工地干活。”

根据王梓霏提供的合同,其个人信息办公室的地址是湖南浏阳市。合同中没有培训机构的地址,只有达内的印章显示“广州达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在后续的沟通中,王梓霏向工作人员表达了去长沙大理现房分公司上课的想法,但对方让他去广州沟通。“如果去广州,坐火车(单程)200多元,坐高铁(单程)至少600多元。”因此,王梓霏没有去广州。经过沟通,黛娜把一套在线课程发给了王梓霏。但是在几次网络课程之后,王梓霏很失望,不想继续训练了。

更糟糕的是,由于签约一个月后辞职,王梓霏一度陷入没有收入的困境,这也导致他暂停还款。截至2023年3月25日,距离王梓霏借款已经过去两年,他只还了第一期和第二期,共计527.84元。他的“华乾”账户页面显示,待还总额为38415.98元,其中利息6039.98元,罚息9576元。

“这影响了我的信用。经常收到催债电话和短信。”王梓霏说。

杨二也被黛娜所吸引。与王梓霏不同,19岁的杨二第一次在58同城看到达内的招聘广告,抱着求职的心态应聘了达内。

面试时,达内告诉她,自己学历不够,但可以在达内培训。“他们说会在我读书的时候给我介绍一份高薪的兼职。学完之后,我会再找一份高薪的工作。”被戴恩的口头承诺所吸引,杨二决定报名学习。根据她提供的注册合同,达内负责在课程结束后推荐她的工作,工资根据我的学习技能和人才市场来定。

据她说,她答应报名后,向工作人员提供了身份证原件,工作人员当面借了21800元,为她报名了UI设计课程。

注册后,Dana向杨二发送了几个培训视频,并配备了一名教师来回答有关教学内容的问题。几节课下来,杨二说她很难跟上教学内容。老师对她的问题往往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教学情况也不理想。至于前面提到的“介绍高薪兼职工作”的好处,杨二说,黛娜没有给她介绍任何工作。最终,她承担了本金两万多元的债务。杨二没有继续学习,因为他对教学内容不满意。因为她一直没有工作,无法还款,所以每个月只能看着还款提醒弹出。

“第二宗罪”:联手网贷平台推出“培训贷”。达内的担保费合规吗?

达内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公开资料显示,达内的运营公司为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于北京。该公司已获得IDG资本、高盛集团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投资。2014年4月3日,达内作为中国首家职业教育培训单位在美国上市。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等70个大中城市有342个学习中心。,从业人员超过65438+万人,累计培训学员1万人。2019 11,达内被曝“财务造假”,收到退市通知。2021,1年2月,达内因收盘价连续30天低于1美元,再次面临退市风险。

这是国内首家职业教育培训公司,一直与借贷机构深度合作。

丹娜也是。达内在2020年财报中表示,自2006年以来,考虑到大学生无法负担课程学费,达内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了毕业后支付学费的选项。实际上,这种支付方式是通过“培训贷”完成的。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有45.6%、52.3%和15.0%的学生获得了由融资服务商提供或安排的贷款以支付学费。

目前,达内的合作借贷机构有百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北京融联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向学生推荐贷款产品,达内获得了不少“回报”。

达内科技2020年财报显示,达内向学生推广金融服务商的贷款产品时,可以获得一笔“贷款推广服务收入”(L

Oan可退还的服务收入),具体金额按贷款本金金额收取,每月与金融服务商确认。

2018-2020年,达内科技贷款推介服务费收入分别为18096万元、19939万元、78010万元,共计4583.6万元。

不止如此,达内还有一个角色——“担保人”。财报显示,达内为用贷款交学费的学生提供担保服务并收取担保费。这笔费用包含在收取的学费中。如果学生违反合同,金融服务提供商有权向达纳收取未付利息和本金。

2018年至2020年,达内科技收取的担保费分别为89,696,5438+00,000元、4,765,438+089,000元和65,438+03008,000元,合计约654.38+050,000元。担保费和贷款推介服务费三年总收入近2亿元。

什么是“担保费”?法律上对担保服务商有没有相关的资质规定?

“另外,培训机构本身不具备长期从事担保业务、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许可资质。如果确实为贷款提供担保,也是超范围经营,本身经营行为就是违法的。”律师孙彬彬补充道。

周友律师认为:“提供对外担保是普通民营企业的自主决策事项,不是特许经营或前置审批事项。但是,把‘提供担保作为一项业务’涉及到特殊的营业执照。”

那么达内作为服务商,能否同时扮演担保人和中介的多重角色呢?

以大家熟悉的房贷、车贷为例。在贷款办理过程中,房地产公司和汽车4S店也会推荐合作金融机构。

但不同的是,“通常情况下,房地产公司和汽车4S店不会为消费贷款提供担保,但消费者会向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信用证明、抵押物或担保人。贷款一般由金融机构直接支付给商户,但会通过短信或电话告知消费者借贷情况、首次还款期限等信息。”律师孙彬彬警告说。

值得注意的是,有同学要求达内开具学费发票,随后达内发来所谓的“电子发票”。一位曾经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过的财务从业人员指出,这不是真正的发票,只是收据。

“第三宗罪”:涉嫌虚假宣传,钻监管空子。

在近200万元的收入背后,王力可山和杨二有多少年轻人负债?

到2023年4月20日,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达内的投诉有2055条,大部分是“虚假宣传”、“诱导贷款”、“逾期退款”。

“当初我申请了2万多的贷款,说都是学费,承诺1万多出去打工。后来说出去打工工资才五六千。如果我想拿一万多,我要学插画,要交7800,贷款利息2300。”

“5438年6月+2020年10月,我在58同城找工作,被达内的一个招聘联系上了。他们打着高薪免费培训的口号联系了我好几天,我真的很感动,就去了合肥。他们让我交20800元的学费,我说没有,他们就找我贷款。”

同学们在投诉平台上写下自己的经历,“维权难”成为高频词之一。

周友律师分析,“教育培训贷”本身存在灰色地带,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是否严重到构成欺诈。比如培训机构与其推荐的用人单位恶意串通,可能构成欺诈,属于刑事问题。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只能说达内可能涉嫌虚假宣传,这是广告法或者民事问题。

“达内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贷款外包服务角色,它诱使学生借钱以保证就业承诺。营销活动中存在欺诈性、诱导性宣传,致使学生无力偿还贷款,拒绝退还学费;小贷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问题在于,对达内的虚假宣传视而不见,对学生的信用状况和资质审核过于随意。”孙彬彬律师说。

2021年2月,银监会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处、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应当加强对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查,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贷款机构外包合作机构要加强对客户的筛选,不得采用虚假、误导、诱导宣传等不正当方式诱导大学生提前消费、过度借贷,不得对大学生进行精准营销,不得向贷款机构推送、引流大学生。”

然而,达内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王力可·山和杨二这样的年轻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考上大学了。据上海达内第一校区负责人介绍,达内教育本科生很少,每个班20到30人,其中本科生三四人。与本科生相比,大学生更多,但总体比例不高。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很多都是十几岁辍学从事销售、餐饮等工作,为了转行来到达内学习技能。

2019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发布的《普惠金融赋能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分阶段接受教育的人群呈现低龄化、低学历化的特点。分期贷款人平均年龄26.7岁;465,438+0.3%的贷款人具有大专学历,24.9%的贷款人具有高中学历。此外,这个群体家庭一般,父母文化程度较低:50%的借款人父母负担不起孩子的培训费,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

这些学生和大学生同龄,但不是在读大学。他们的身份被定义为社会人,这方面的监管可能不够明确。

“这件事真的发生在一个不是大学生而只是成年人,没有那么强风险意识的消费群体中。与达内等机构相比,这个群体存在信息不对等,在整个事件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通过行业协会制定更加公开透明的标准来保护这个群体,让消费者和培训机构的关系更加平等。”周友律师说。

为了还贷,2021年6月,王珊坐上了浏阳到长沙的车。如今,他一个人在长沙送外卖,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每天5元,每晚6元,月薪6000元左右。“还行,就是有点累”是王珊对这份工作的评价。他收入最高的一天赚了360元,从早上8点干到12点。

2021,11,1,王珊再次打通了达内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让他还清贷款,带着还款记录到长沙某校区上课。但是最后因为贷款没有还清,没有实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花了钱,没学到东西。我要还一万多的利息。”

(文中王珊、杨二均为化名,华东师范大学2020级新闻专业学生云腾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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